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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10 23:22 新星

[转帖]吕日周：一把手要有敢闯精神

 
 2007年01月15日 10:18 
 
 1月10日，从太原到长治，大约260公里的路程，吕日周的车子跑了2个小时。 
 
　　2000年到2003年，吕日周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在这个太行老区工作了3年，实践过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而他离开长治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迄今已3年多。这几年，他对自己有了更为平静的认识，他的车轮锁定在围绕省会太原的新轨道上。他似乎找到了上个世纪最后10年的感觉。那10年，他担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有人戏称为坐“冷板凳”——是公认的调研与写作奇才。而在今天，他的司机对我说，“3年半，跑了24万公里，这是出租车嘛！” 
 
　　这位当年曾以“舆论监督”治理党务、政务而闻名的市委书记，到了山西省政协也本色不改。他说，在山西，“需要监督”的资源比煤炭资源还要丰富，“有那么多的事没有人管”，“挖煤再危险也有人挖煤，监督危险了，就没有人监督了，但是没有监督，危险更大”。 
 
　　不过，尽管3年半跑了24万公里，但吕日周回长治的次数并不多。2006年以来，在长治市领导班子换届之后，他回来四五次，而在此之前，他基本不回长治。2003年之后，对他主政长治期间的一些举措，长治内外都有诟病，有的媒体也曾试图展现“吕日周现象”的另外一面——简单粗暴、一厢情愿——也就是负面的东西。他着力推动的一些项目——比如“南广场”工程——也被搁置了下来。在长治时，作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他严重破坏了官场上一些固有的游戏规则，让许多人疲于奔命。他的离开，着实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1月10日，我们回到长治的见闻，也证实了这些。 
 
　　现在的吕日周很开心。他说，2001年——即从他担任长治市委书记起——至今7年间，长治市被评为全国最有魅力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我担心，他的这种表述会被人以为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但他很自信，“不信你坐坐出租车，问问那些司机，没有几个说我坏话的。”——这种底气十足的话，相信一般人还是不敢说。晚上，见到现任长治市市长杜善学，吕谈起，年前，长治市的财政收入已经越过100亿元大关，在山西全省名列前茅，“这真是不简单”。杜善学说，还是老书记打下的底子好啊。 
 
　　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当年着力推动、被继任者一度搁置的“南广场”项目，又重新开工了。 
 
　　我问他，现在回到长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说，7年来，老百姓(对吕日周)的认识是一致的，“干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过去要办的事情，开花结果了”。他认为，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中统一的，在‘干’中统一的，否则老牛拉破车，说不“治”，也在“治”，那就只有慢慢腾腾地“长治”了。 
 
　　“不过，那三年做的事还是太少，距离老百姓的期望还很远。本来还能多做一点。觉得对不起他们。”吕说。 
 
　　我们与这位曾任职长达10年的老体改委主任谈起当下中国的改革。他在长治期间，长治有一个“改革与发展委员会”，“改革”在前，“发展”在后，在全国独树一帜。他本人也足以与中国其他著名改革实践者——原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原任安徽省滁州市委书记陆子修、任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原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原河北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等——相提并论。从1983年他在原平县任县委书记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到1989年后担任朔州市长时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他一直是以一个“改革家”的形象而为人熟知。谈起有人提议恢复国家体改委，原以为他会极力赞同，他却说，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虽不能说已经完成，但已基本获得成功，体改委恢复不恢复，已经不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了。他以为，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一种计划政治体制，现在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的目标能否实现，最终要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成功地进行自我完善。 
 
　　吕日周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干部体制问题。他说，中国国情决定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我们要特别重视研究党在井冈山、延安执政时的经验和现在正在实践中的活生生的案例”。 
 
　　几年来，一直跟踪采访吕日周。他去年初就跟我讲，现在遇到的体制内问题，仅用体制内的办法很难解决，还必须用体制内的“优良传统”和体制外的“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这次在长治，他尤其强调地市和县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自主创新实践的重要价值，“这就决定了领导核心层、特别是一把手的敢闯敢冒的精神”。有一次我们谈到仇和，吕日周说，“我不赞成用‘强权政治’来概括在民主集中制下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领导干部。” 
 
　　在一些人看来，吕日周的这种逻辑是在为自己辩护，是在寻求其“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与合法性。在跟随老吕回长治之前，我在太原见到山西学者、作家谢泳，他不无惋惜地说，吕日周是一个难得的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的人，在中国，这种人是有魅力的，但他毕竟属于“前改革时期”的官员，在改革的初期自有其价值，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很大，对现代政治的洞察力不够，“如果站在他身边的不是柯云路而是朱学勤，那么他有可能做出更有价值的事情。” 
 
　　记得当年在一个讨论会上，学者杨凤春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他对面的柯云路则很愤怒地说，我相信你到长治会干得“很悲痛”，或者什么都干不成！ 
 
　　不过，现在的吕日周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局外人的评价了。他现在热衷于干部体制改革案例的整理与写作。他认为，每一个案例都是一块摸着过河的石头，以若干这样的石头筑成桥墩，进行理论抽象，就能建成可以通过千军万马的桥梁，“这桥梁，就是理论、政策、红头文件、法律。”他说，这些案例如果不总结、不评估、不推广，就会自生自灭，坐在家里写出的文件很难落实，而从实践中归纳、演绎的文件又很难诞生，那么中国的改革就真有可能进退失据了。 
 
　　我们带回了他最近撰写的一篇相关文章，以及一个发生在长治的干部体制改革案例。读者诸君，见仁见智。仲伟志/文 要从人的问题入手 
 
　　伟大的理论和优越的社会制度遇到旧体制的制约后，怎么解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矛盾和问题？ 
 
　　生产力发展优先而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与生产力发展滞后但社会制度相对优越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差异怎么认识和借鉴？ 
 
　　我们执政党在突破经济体制的禁区后，在坚持党的领导、逐步扩大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抓党建？我们执政党坚持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执政”为指导思想建设和谐社会，怎么进一步抓落实？ 
 
　　对于这些，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专家教授们也很着急。尽管他们理论功底深厚，不断调查研究，特别是许多在国外深造过，但直接从事实践工作的研究人员不多。而国外的东西拿回来，又遇到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凡是要把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一般没有法律、体制的支撑，没有领导的讲话明示，这就使得这些科研课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也使得这种结合的规律必须先在实践上突破，然后再进行理论抽象。 
 
　　如果实践中没突破，理论就很难说清。专家教授们为难的地方在于没有实践上的突破而想理论上说清楚；而作为政治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官员，为难的地方在于没有实践上的突破而想理论上听明白。这样，难免陷入文件等实践和实践等文件的怪圈；甚至陷入把旧体制的弊病转嫁于先进社会制度之后的失望和梦幻。 
 
　　为了跳出这个怪圈，我提倡领导干部实践案例、上级党委评估案例、科研单位研究案例、学校进行案例教学。 
 
　　抓案例是抓落实的需要，自主创新的需要，理论突破的需要和党中央经过归纳、演绎之后形成突破性文件的需要。 
 
　　党的理论是基层实践的指导，基层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我们党的领导总是掌握着正确前进的方向，但有时难免弄不清很具体的事情，像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走到草地要找个向导一样。我们正在走改革创新新长征途中的草地，改革前沿成功的案例就是突破草地禁区的向导。基层改革实践的成功案例就是发展理论的最好原料。当年我和经济学家林子力等几位同志在农村大包干的基础上抽象出“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把“两”字改为“双”字，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我想针对时弊，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后加三个字，成为：“出主意、用干部、做案例。”现在，有的领导讲话说服力不够，和自己不愿作案例很有关系。有些干部精神不振作，说话没新意、做事不在意、群众不满意，大多数出于无奈，怨领导、怨环境、怨体制。实际上，总有区别于明哲保身、明哲肥身的干部，他们以明哲献身的共产党员的品格去突破体制的案例，给大部分无奈者带来新风。 
 
　　这么大的国家，面上有什么问题，点上就有什么经验。这种成功的案例是带着勤政的汗水、带着委屈的泪水和带着内伤的血水换来的，很宝贵。它的苗生于争议的草丛中，花开于石头的夹缝中，果掉在民间的土壤里。上级党委能够知道它，但容易忽略它。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用心寻找当地群众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如果对成功案例不评估、不总结、不表态、不推广，它不但不能星火燎原，还会自生自灭。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体制下，都会有人坚持做事——作案例而做出成就。 
 
　　我十分赞成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总书记说的：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的多次讲话。他们把这三个方面强调到法治和体制的前边，是说明法治和体制也是要靠人、靠党和靠领导核心推动的。所以，现在最急需在坚持党的干部制度的前提下，突破干部体制这一组织形式和运行方法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着力点，要从人的问题入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从遇到的问题做起 
 
　　从理论上、路线上讲，我们党的干部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人事体制的改革，开展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引入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培养、考核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新制度、新办法、新措施，等等。 
 
　　否定我们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制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丢掉自己干部制度的优越性而去搬用西方那一套“民主”。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制度下的干部体制，也就是解决这种路线、制度、原则、方针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法。因为干部制度好不能决定干部体制没有弊端。干部体制改革就是干部制度的自我完善。干部体制决定着干部的思维和行动，谁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任。如果干部体制存在问题，那干部的导向就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为此，江泽民同志在《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号召“继续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扩大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的规定和程序，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要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总书记都是针对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来讲干部体制改革的。 
 
　　现行干部体制造成的问题，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件事在23年前，也就是1983年我任县委书记时，自己年纪30多岁，刚从省里派下去的，而其他所有的常委都是55岁以上，机构改革任务很重。在我第一次主持讨论干部问题的县委常委会上，我怎么启发大家发言，就是没人吭声。逼的急了，一位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说：“我们是老油条，能当县委领导这么多年，就凭着个不说话。否则，哪能过了那么多运动的关。”另一位老常委说：“我们的习惯是让书记先说，听书记说，顺着书记说。你得拿主导意见。”我明白了，我要提了主导意见，他们就会顺水推舟。可是，我刚调去，不了解情况，怎么能有主导意见。 
 
　　于是我们把研究人变成了研究办法。后来我们定了两条：一是自荐他荐，党组织将推荐名单打印下发到最基层讨论，几上几下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后拿到常委会上等额票决(重要岗位还拿到全委会等额票决)。二是常委推荐到人大的干部，明确人大是为党和人民把关的关口，而不是简单地走程序。在县里进行中层干部的调整时，有一位局长在干部、群众中影响不好，且年龄偏大，他很害怕组织上不推荐他。他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施加压力；二是送礼求情。在一星期内，这个人轮番找我，只说一句话：“我全靠你了。”他活动的结果是县委常委会票决通过。但是，还有人大这一关。这位局长活动了一番后对我说，每位人大代表都答应给他投票。我说：那你就该放心了。人大选举的结果是四位落选，其中这位局长连一票都没有。他气愤至极，在我面前数着每一位代表的姓名骂，说都是骗子。我说，大家都骗你，那你是不是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当不了局长，那每天一包烟、两瓶酒到哪弄去呀！”当天，他在我住的平房小院门口整整站了一夜，我凌晨开门发现了他，门口下散落着40多个烟头。他还到县人大几位主任家闹了几场，一次骂人用力过猛，连假牙都掉在了地下。闹了约半个月，没人同情，他平静下来后对我说：你的办法太绝，我想打人都不知道该打谁。 
 
　　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四面开门，八面来风”，中央组织部曾发文推广。《人民日报》还发评论员文章肯定过。 
 
　　县委用了这两条办法，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改革事业经受了6次、500多天的审查，大家团结一致挺过来了。6年后，这个县工业利税达到周边13个县的总和。8年后，该县提拔为厅局级干部8人，提拔为县委书记、县长等正处级干部30多人。而周边县都按传统办法用干部。其中有一个县要选一位教育局长，县委书记让常委们讨论了一天，因为没有提出他想的人，又让第二天继续民主讨论。这时，常委们不想谁最合适，只想书记想让谁当，结果终于提出他想提拔的人。这时，这位县委书记就开始集中，说，民主就是好，终于提出了一位合适的同志，就这么定了，大家如没有什么意见，散会。这位县委书记后来犯了错误被撤职。 
 
　　第二件事是16年前，即1989年我任山西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说，那位年已60岁的当地人任一把手，他过去和谁都团结不了，你要和他搞好团结。我说：“那我就放弃原则，搞好团结。”领导知道我说笑话，也笑了。有一次常委会研究市政府秘书长人选，事先我从当事人口中得知一把手已经同意他任此职。当在常委会上提出他时，我先发了言，说他和我曾在一个学校读书，我了解此人。一把手当听说我了解此人后，又变了主意，说此人的任命放放以后再说。果然，一放相当长时间。常委们议论纷纷，但毫无办法。后来就传出这样的话：“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 
 
　　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天，长治市的报纸立刻发出社论，要求每一个基层党组织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指挥部，每一个领导干部要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带头人，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长治市委当即用三天时间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集中学习，做出了“用人公开、花钱公开、廉政公开”三个决定。同时市委认为，只有干部难当，人民才会好过；如果干部享乐，人民就会难过。这是一个普遍规律。针对时弊，提出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的口号，用创新的思路，探索干部体制改革的途径。具体办法是： 
 
　　1.公布空职，自荐他荐。第一次公布了16个处级岗位；第二次公布了19个副处级岗位；第三次公布了12个副处级岗位。这三次自荐和他荐的人数多达1020人，平均每个岗位自荐他荐者21名。 
 
　　2.资格审查，电视演说。对每一位被推荐者都要进行审查。凡合格者均要由组织安排进行“假如我当选”的电视演说，不能带稿，有时间限制。 
 
　　3.一职多考，差额上会。市委常委会由市委组织部通过基层民主推荐、广泛征求意见和考核，确定得优秀的前5名进入名单，这是“一职多考”，组织部门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这是“差额上会”。 
 
　　4.民主票决，两额推荐。常委会通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差额表决，提名其中得票数最高的两人为市委全委会的候选人，即“常委会民主”——通过差额票决实现了党内民主的最后一道程序。 
 
　　5.差额上会(市委全委会)，票决集中。将两名候选人提交全委会，通过无记名表决，得票数最高者正式当选，即“全委会集中”——由全委会差额票决实现集中的程序。这就防止一个人的传统的集中，也改变了在同一个班子中完成民主和集中的两个程序，完善为一个组织民主，另一个组织的集中。 
 
　　6.组织推荐，人大把关。党组织推荐干部不是迫使人大代表服从，使代表票服心不服。而是要靠自己的模范工作推荐好干部，让人大代表心服口服地拥护党的推荐。如果确实组织的推荐有出入，人大没有通过，也不能说盛气凌人的话。 
 
　　其他市没有这么做，只按传统的办法做。在我任职时听说有一位市委书记研究干部时是“四步曲”：第一步，对分管干部的副书记说：记！第二步，在常委会上对组织部长说：念！第三步，在会议结束时说：过！第四步，在市委秘书长送来的任命文件上写：发。当然，这种带有演绎的笑话不可全信，但也反映出干部体制不改是不行的。 
 
　　从亲身经历想起 
 
　　断断续续的二十多年实践，思考了几个问题： 
 
　　第一，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必须坚决纠正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班子成员民主+班长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带有普遍性的体制性的错误理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二是必须回归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并要规定扩大党内民主的范围和增加人民民主的具体内容；还要把民主和集中两个不同的范围都实行差额票决。 
 
　　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党管干部的原则，但要纠正把党代表人民管干部变成了党代替人民管干部的体制性错误倾向，而要把党代表人民管干部完善为党带领人民管干部。在扩大民主的进程中，更要加强党管干部的作用。比如在竞选中，为了防止有碍于党的宗旨的“海选”或“文革”大民主式的倾向，2000年中共长治市委开展干部体制改革的探索。为了防止曾经在省、市、县出现的不正当拉票的现象，市委明确提出了下列要求：首先，提倡组织安排公开竞票。一是组织安排公开参选人的各种资料和本人要求公开的各种资料；二是公开组织推荐资料；三是公开他人推荐和毛遂自荐材料；四是组织安排参选人的竞选演说；五是组织根据党内外单位、个人要求安排参选人与之公开对话。其次，反对违背党的宗旨的个人活动。一是反对私人打电话求票；二是反对私人登门要票；三是反对私人送礼贿票；四是反对私人组织竞选班子串票；五是反对私人联系演说争票；六是反对私人散材料拉票；七是反对以组织的名义强行劝说参选人退出选举。 
 
　　第三，干部制度和干部体制、干部机制是三个不同概念。现在把干部制度、干部体制和干部机制的概念一起混用，造成界限的含糊。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各种旧体制、旧机制的改革则是带有革命性的变革。因为改革的对象是旧体制、旧机制。干部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干部路线、原则、方针、标准、目标的总和。它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而干部体制则是实现干部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是四套班子与党内外群众之间的推荐、考察、监督、选举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干部机制是指为使干部达到某种目标、完成某种任务采用的工具和手段，以及诸种办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原理。干部体制改革不能等、不能急、不能冒、不能偏。 
 
　　一是不能等。改革干部体制已经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关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羊城晚报》2006.9.7报道)采访时说:“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与干部选拔制度有关。”为此，各地应当像当年创办经济开发区那样，积极确定市(司局级)、县(县级市、区)综合改革试点，以宽松环境允许、鼓励干部体制改革。 
 
　　二是不能急。干部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在心脏部位开刀，风险大，责任大，只能自下而上，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各种办法都可以试行，再从中比较、筛选。必须在三、五年后取得成果方可进行评估和推广。 
 
　　三是不能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体制改革要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干部理论、路线、制度、方针、原则下进行改革，不能违背上述规定而自行其事。 
 
　　四是不能偏。西方社会政治捐款制度下的选举制度，我以为，其本质是钱权交换。但他们的选举体制中扩大民主的合理内核，我们应当借鉴学习，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核心，两层民主，四个源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雏形。吕日周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一个女县长的选举故事 
 
　　一 
 
　　2000年，中共长治市委制定了《关于扩大民主选拔任用干部的实施方案》，开展公选干部的探索。为了防止曾经在省、市、县出现的不正当拉票现象，市委明确提出要求(具体要求见33版吕日周文章)。 
 
　　首先进入公选的有16个岗位，有省第二设计院院长，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市政府驻北京、上海联络处主任，防爆电机厂厂长，长治轴承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市卫生局局长，郊区区长，平顺县县长以及5个县的非党副县长。市卫生局局长，郊区区长，平顺县县长这3个正处级职位，93人报名竞选(经过资格审查，45人接到通知，参加电视直播竞选演讲)，电视台直播演讲，299名正处级以上干部直接投票。其中公开选拔平顺县县长的过程尤其激烈。 
 
　　当时张富梅是平顺县排名第三的副书记，得知公开选拔的消息十分高兴。因为此时张富梅的年龄超过了平顺县县长的要求2个月，她准备参加卫生局长的选拔。但后来市委组织部“根据贫困县广大党员干部意见”，特别规定贫困县去报名可以适当放宽，放宽到1952年12月出生，张富梅的年龄关过了。 
 
　　当时竞争非常激烈，报名的有几十人，有在市区工作过的干部，有同在县城工作的同事。张富梅觉得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她认为自己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在平顺县当过两年半的副书记，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她说：“我有信心竞选县长。” 
 
　　6月6日、7日、8日连续三天，长治电视台除了“新闻联播”、“山西新闻”、“长治新闻”和“聚焦长治问题”四个栏目外，其他内容全部停播，45位候选人一一登台亮相，进行述职演讲。当年亲历参选的人回忆说，参加公开选拔的干部当天接到通知，下午6点半到组织部报到，8点钟到电视台参加电视演讲直播，并明确规定不准带讲稿。有的人面对全市电视观众，一上台就怯场，心里着急，就从口袋里拿出讲稿来念。观看直播的市委领导打电话到电视台，发布了一道命令，把所有的讲稿统统没收。这样不少人就傻了，有词不达意者，有语无伦次者，还有过度紧张当场脱水被送到医院者，就连当时演讲效果很好、得票第一的竞选郊区区长的孙宏波也承认：自己表面上看着很镇定，可是摄像机拍不到的手也是不停地颤抖。张富梅按照市委对平顺县所作的“关于平顺县(财政收入)十年达到全市七年平均水平的目标”，自己动手准备了讲稿。她虽然也很紧张，但做到了脱稿演讲，通过朴实的语言提出了三年大变化，五年翻一番，财政收入平均每年提升10%的清晰发展思路。大家反映也不错，当场得了9分多。她和其他参选者都认为，丑媳妇见公婆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尽管没有足够的准备和经验，但也算把一个干部的真心表白交给了群众。 
 
　　直播三天，收视率之高超过了所有热门电视剧。电视台派出记者采访群众，100%受访群众知道县长、区长、局长竞选一事。群众对此述职演讲、选拔觉得“挺有意思”。 
 
　　有人看过以后说：“谁谁谁不行，说话都出汗，那还能干活？”为了方便群众畅所欲言，市委组织部在长治广场拉起一条长达18米的横幅，摆出两个意见箱。群众关心选举，并在心目中表现出一种倾向，选举成了当时一项长时间的话题。大家普遍认为，让群众品头论足是件好事，可以一传十，十传百，最终能把民意带到处级干部的投票会上，也有人有评论说，这次投票尽管是干部投干部，但恐怕谁也不敢强行违背民意。 
 
　　二 
 
　　在经过自愿报名、资格审查和电视公开演讲后，2000年6月10日，中共长治市委在七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进行了民主推荐，要在此基础上确立考察对象和预备人选。当时的确立办法是：本次全委扩大会推荐得票占总分的60%，97、98、99年三个年度考核的平均分占总分的40%，两项相加得分进行排队，按得分排队情况确立考察对象和预备人选。 
 
　　按照上述要求，长治市委组织部确立对象和预备人选23名，并在《长治日报》进行了公告，张富梅得了100票，位列第四名，结果让她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她没想到自己能够排第四，毕竟当时参加选举的不少干部在市区工作，参加投票的人可能对这些人更加熟悉，而对她这样在基层工作的人不太熟悉，投票时容易出现个人意愿，但投票结果出乎她的预料；担忧的是，传统的干部选拔一般是论资排辈，先排第一，排完第一排第二，排完第二排第三，依此类推。那样张富梅胜出的希望就不是太大。 
 
　　民主推荐的县长应选者23人中，有市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市人大的副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常委副书记，县级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尤其是平顺县班子内部，除了一个人因为年龄原因没有资格参加选举，其他四个人都参与了竞争。这些都让张富梅担心重重，她能不能通过这一关？ 
 
　　2000年6月12日，市委组织部公示了平顺县县长人选考察对象两名：民主推荐得票第一和第二的襄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平与长治市城区区委书记王文才。市委常委会上，市委的有些领导人很支持李志平，认为李志平精干、年轻，“大家是不是考虑投她一票”，但由于平顺县委的一封“我们那地方比较艰苦，没有在基层锻炼过的人不行”的信，影响了整个常委会议的局势。经过讨论投票，两人的得票都没有过半，平顺县候选人的考察对象被否决了。 
 
　　在第一轮考察对象没有确定候选人的情况下，常委会讨论决定重新确定县长考察对象，2000年6月20日，市委组织部第二轮公示，在民主推荐中排名第三、第四的唐立浩、张富梅顺延而上成为候选人。经过6月21日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张富梅为平顺县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为2000年6月20日到6月23日。为使选拔出的人明确工作目标，6月22日《长治日报》头版公布了市委关于“平顺县财政收入十年达到全市七年平均水平的测算”，向社会征求意见。候选人在履行法律程序前，要向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作出承诺。市委、市政府将责成有关部门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完不成任务者将主动辞职。 
 
　　三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6月21日，参加竞选县长、时任平顺县排名第二的某副县长找到当时市委主要领导人请求“揭榜”。在对政府财政收入测算中，他承诺每年递增11%，2009年达到5523万，每年递增可以达到20%，到2004年财政总收入就能比2000年翻一番，达到5000万。当时市委主要领导人认为这种挑战精神难能可贵，因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发展需要这种有魄力、有闯劲的干部。2000年6月22日，这位副县长的揭榜挑战给自己带来了机遇。 
 
　　6月26日的《长治日报》头版刊登了《市委为人才创造机遇，人才为人民创造业绩——××揭榜挑战平顺县县长测算目标，自荐竞岗自我加压向社会公开承诺》。他在接受《长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不会浮夸，不会有水分，不会为了完成上级压下的收入指标，搞虚收探收，寅吃卯粮，我所说的都是有依据的，估算的增长速度都建立在新的经济增长点”，“让我当县长，如果完不成承诺指标，我立即辞职并请求组织降级使用，降为副科级都可以，甚至当农民”。他的言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将本已如火如荼的平顺县县长的竞争推向最高潮。 
 
　　6月26日《长治日报》在题为《是人才就不怕竞争》的报道中说：“××竞争上岗，有不少可取之处。过去只是少数人用干部，或在少数人中选干部。干部自荐、自我加压，公开承诺，在扩大民主选拔干部上又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好办法。它好就好在增加了用人的透明度，增加了候选人的主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在题为《自我加压出动力》的报道中，长新集团总经理潘路标说：“这次公开选拔平顺县县长，是我市历史上没有过的，它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我认为这种公开选拔的方式，本身对竞聘者来说就是一种考验，使当选者从一开始就会有一种压力和责任，而压力也是今后工作中的动力源泉”。 
 
　　这种强大的舆论倾向性，给张富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而这个人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有人向她提议：“你可以再次揭榜嘛”，也有人给她打电话说：“明摆着这是不想让你当县长”。正在张富梅感到困惑的时候，市委为了考察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干部，把她派到艰苦的平顺县锻炼，暂时主持平顺县的工作。这样，风言风语更多了，大家都说不可能让两个女干部一起搭班子，张富梅的县长职位肯定没有希望了。张富梅回到家里，丈夫说：“压力太大，咱就不要参加这个竞选了。”但张富梅不放弃，她认为这个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即使碰了南墙头破血流也要坚持到底。此时县委班子内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个是揭榜挑战的××，一个是希望独挑大梁的女干部，还有是其他和张富梅竞争的班子成员，大家似乎都有了不支持张富梅的想法。张富梅深感竞争残酷无情：“太惨了，同事之间，一夜之间都好像不认识了一样。大家在竞选期间，即使走进一个工作场合，见面也只是‘好’，然后匆匆而过。”下属对她也敬而远之，尽量不直接和她接触。面对这样的压力，特别是满城的风言风语，倔强的张富梅决定找市委问个明白。她找到市委主要领导人，直接问道：“是不是我一定就当不上这个县长？”回答是：“市委对此没有任何倾向性。”这句简单的回答给了张富梅很大的力量，她回去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了。最终，2006年7月5日，市委常委会进行了差额投票表决，市委、市政府对平顺县候选人投票作出了抉择，张富梅以高票当选，市委决定提名张富梅为平顺县县长候选人，公示于《长治日报》。 
 
　　走完各种程序后，长治市还多了一道人大选举关。这一关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市委明确向人大代表表态，候选人是否被选都是对市委意见的尊重，不能把党委的意图强加给人民代表。如果候选人选上了，说明市委提名是正确的；如果候选人落选了，市委就要尊重人民的选择。党和人民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而不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体。听到市委的表态，张富梅明白此次的人大选举不是简单的等额选举，她面临着又一次挑战。但这一次，她摆脱了患得患失的心态。穿上一件鲜红的外套，张富梅参加了人大选举，最后得87票，超过半数17票，最终当选了平顺县长。回顾自己的选举经历，她感慨万千地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真心拥护公选。如果还采用原来的干部提拔的办法，论资排辈，她当不上县长。因为有了公选这种制度，她才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才可能脱颖而出。 
 
　　第二句话：真心反对公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毛遂自荐揭榜，提出比张富梅更宏伟的目标，让她有了几分危机。市委把她交给人民代表，选上当县长，选不上回原岗，这又多了几分苦涩。 
 
　　第三句话：真心感激公选。通过几上几下的反复磨砺，张富梅看到了自己的实力，有了相当自信，更有了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力量源泉。 
 
　　四 
 
　　事后大家评价，张富梅能够当选是和她本身的工作能力与人品分不开的。首先，张富梅尽职尽责完成她分管的本职工作。她致力于改善办学条件，“普九”工作顺利通过省政府验收达标，计划生育工作从最后一名进入“红旗县”。其次，张富梅敢打“硬仗”，对重点难点工作，只要组织安排，就千方百计保证完成。她到平顺县完成了三项困难重重但深得民心的工作，树立了威信。一是清理了干部职工乱占办公住房问题，这是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迁延长达十年之久，涉及干部职工49人，任务非常艰巨，张富梅采用八条措施，半个月时间就全部清理完毕。二是大干三个月，对县城街道机关卫生进行了集中整治，最后成为了先进县。三是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安居工程。而在选举的过程中，张富梅磊落的处事风格得到了充分地展现，赢得了人心。 
 
　　选举结束后，市委调整了平顺县县委班子，解决了班子内部矛盾，给张富梅提供了很好的工作环境。 
 
　　张富梅一直记得在竞选平顺县长时的电视演讲，记得她所做出的承诺。《关于平顺县十年达到全市七年的平均水平测算》“就像一把尚方宝剑时时刻刻悬在头顶”，不得不干，“不干、少干就有群众议论你，就有人说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通过这次选举，张富梅尤感要珍惜群众和干部的信任。她有时候批评副县长：“你是上面下来的，你们觉得这个县穷；但我是竞争上来的，很珍惜这个岗位。”她感慨地说，“选上的干部有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有动力就有活力。” 
 
　　平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平顺县的落后和当地交通的不便是紧密相连的。人们都说以前下了乡，人在车上跳，车在路上跳，心在嗓子眼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现长治市村村通水泥路的要求，张富梅提出：金钱不足，精神补；水泥不足，石头补；机械不足，力气补。她战斗在修路的第一线，常常是连续十几个小时工作，有时候晚上十二点以后还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工作。为了察看路况，她翻山越岭，两次摔倒在施工现场，做过手术的腿上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张富梅身先士卒，村村通工程顺利进行。该县村村通水泥路和村村通客运班车的工作分别受到国家交通部和山西省公安厅的表彰，并在2005年的全国农村路网建设现场会上作为惟一的县级政府交流了经验。 
 
　　平顺县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长，2000年平顺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到2005年是1.2亿，摘掉了全市倒数第一的帽子。2006年底最低估算可以达到1.3亿。初步计算翻了两番半多，接近三番。人均收入由2000年的1045元，达到了2005年的1945元，净增900元。张志明吕品/文 
 
　　(张志明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吕品系党建部教师，法学博士)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7-2-13 08:17 路见不平

re:吕日周是个好书记,但是这样的人在做好事业...

吕日周是个好书记,但是这样的人在做好事业的同时还有承受着压力,现在原平对他是十分的怀念,现在的原平就是吕书记一手建成的,多少年来没有变化.历任书记都没有他的能力.我十分的敬佩他

2007-2-16 20:41 丑菊

re:知道吕日周,是因为他在原平的建设,原平也...

知道吕日周,是因为他在原平的建设,原平也因他的离去而停滞不前,如二楼朋友所言,敬佩他~!~以及后来柯云路的<新星>,我觉得就是写他,到底是不是，从来也没个答案,哪位朋友知道呢?

2008-6-21 12:38 心碎了无痕

好官一个，佩服！当官不能不作为。期待忻州有好官

2008-7-12 08:09 草根难做

吕日周这样的干部，我遇到过三个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其余时间每天都在和一帮不知道干什么的领导在磨时间，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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