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成长绝对不是记者
兰成长绝对不是记者文/王甘霖
如果把兰成长也当成记者话，那中国传媒圈肯定就乱套了。
打死兰成长的人被判无期，兰成长的家人能获得38万元的赔偿，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与“记者”无关。
兰成长之死，能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这完全是在中国特殊的新闻体制下，媒体炒作的结果。兰成长之死虽然无法与“孙志刚事件”相提并论，但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记者站却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假记者的嚣张气焰也有所收敛。
从某种角度分析，兰成长之死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死而无“遗”，这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记者”，如果不死，他依然会打着记者的招牌在山西招摇撞骗，兰成长这个寄生在中国新闻队伍中“记者”，以这样的方式被清除，或许有点悲凉，但绝不感到惋惜，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这个行业的亵渎。
中国的大多数记者，都在拿红包，这或许是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搞有偿新闻的记者来说，当然有宣传、新闻出版部门的规定予以约束，甚至处罚，而对于那些有偿不新闻的假记者来说，由于对他们的管理尚处于真空地带，因此，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约束。
兰成长被打死以后，山西新闻出版部门随即出了一份文件，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就是假记者。一段时间，“记者证”的问题成为广大网民讨论的焦点问题，甚至有人撰文发出“颁发记者证违法”的谬论。
山西新闻出版部门在“兰成长事件”之后出这份文件，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颁发记者证违法”的极端说法也事出有因。把是否持有新闻出版部门的记者证作为衡量记者真假惟一标准的做法，是不客观的，是狭义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在实际生活中，无证真记者、无证假记者、有证假记者，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无证真记者：那些刚走出大学校门到新闻单位工作的年轻人、那些从另外一个行业加盟新闻单位的新兵等，他们都没有记者证，但在刊发文章时，都署名“本报实习记者”、“本报记者”，难道说这些人也是假记者吗？《财经》、《南风窗》、《了望东方周刊》都算得上中国的一流时政新闻期刊，通过中国记者网查询，在这三家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都没有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难道你能说这些人都是假记者不成？
无证假记者：兰成长只持有《中国贸易报》的工作证，很显然是无证假记者，像兰成长这样的假记者在中国非常普遍，他们手持单位的工作证和介绍信到各地“采访”，写出一篇文理不通的“新闻稿”，然后将稿件传给被批评单位，或者当地党委、政府、宣传部门，让他们“审稿”，“审稿”的含义就是让你掏腰包摆平问题。
最近，《人权》杂志西南记者站的几位“记者”到我的老家四川阆中去“关注”一个土地问题后，并将写好的“稿件”传给了阆中市委，此事引起了阆中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让一位宣传部副部长来应对《人权》杂志“记者”的报道。当这位宣传部长把稿子递过我看后，我当时真的傻了：我的天，这也是新闻稿？简直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上访户写的“控告信”。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与这三位“记者”见见面。他们拿不出新闻出版部门的记者证是肯定，这三名“记者”说了一阵大话之后，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他们对在场的阆中市国土局局长说：看在你们很有诚意的面子上，这稿子我们就不发了，你们就花几万元做点正面宣传好了。
没等宣传部长和国土局长发话，我就站起来，桌子一拍：我***，你们有脾气就在《人权》杂志把这稿子发出来，老子明天就把这稿子交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去。
最后，这三位“记者”灰溜溜地走了。
对于这样不要脸的无证假记者，用武力对付或许是一种效果较佳的土办法。
有证假记者：有人拿着国家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但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消息来，通过与一些“有证假记者”的接触，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窍门。许多发行量仅几千份的国家部委的报刊，为了创收，则在各省设立记者站。他们选择记者站站长人选的标准，不是你懂不懂新闻，能不能写出稿子，而是你每年能发行多少报刊、能拉回多少广告，如能完成任务，你就就是记者站的站长，也可以发给你国家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每个站可以发一到三个记者证，每个记者证每年得完成经营任务最少30万元。这些拿着记者证不做新闻的“记者站站长”、“记者站记者”成天在一些单位游走，一旦发现这些单位有某些方面的问题，就以各种手段要挟，直到该单位同意给版面费、给红包时才罢休。
最可恨和可怕的不是“无证假记者”，而是那些“有证假记者”。
因此，本人认为，凡是在报纸、新闻期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新闻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才是真正的记者，是否持有新闻出版部门的记者证只是衡量记者真假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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