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巨头
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阎方反蒋之声浪愈高。其他各集团军也纷纷派代表到晋，劝阎领导国人共同倒蒋。张学良、李宗仁、汪精卫、刘文辉、刘镇华、唐生智等即属其类。各方认为：只要“门三”、“马二”(对闫、冯的代称)通电倒蒋，各方响应，蒋只有下野之一途了。蒋本人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好取决于阎，乃致电求乞：
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
但阎锡山气愤地想：在多少政敌中，最大的莫过于姓蒋的了，因而全不顾三年前对蒋介石肉麻的吹捧——“蒋总司令国之勋贤，党之柱石”；“公留党在，公去国危”；“军事失其重心，同志无所瞻仰”——整个儿拉下脸来，于1930年4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通电中，尽行揭露蒋介石的罪行：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复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为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施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10日)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19年4月1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
阎不给蒋一个情面，蒋也自然撕破脸皮，没给阎丝毫客气。此后不久，蒋即借“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达《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予缉拿令》。在缉拿令中，把阎锡山自辛亥以来种种劣迹尽行揭露，把阎氏骂得骨头都疼——
阎逆锡山素昔狡诈。辛亥革命，遭遇时会，僭窃一省，无所建树。既为袁氏所不容，总理犹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国，该逆竟怀禄贪势，反颜事仇，始则宣告脱离国民党党籍，继且请求解散国民党，以结纳于袁氏。迄袁氏称帝，该逆率先劝进，并奏请改建立宪帝国，为袁氏所激奖，故当时有一等侯爵之伪封。该逆受之，曾无愧色，其不得厕于中华民国国民久矣。及国会解散，督军团变叛，以至张勋复辟，该逆均依违其间，以为可以臣洪宪者，未尝不可帝溥仪也。当此之时，总理兴师讨贼，凡使命往还于晋地者均被峻拒，故终总理之世，未闻该逆于革命有所协助，且杌陧之。洎我国民革命军师次淮、济，该逆始束身来归。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责功，且欲以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晋、冀、察、绥各省，不惟无所建设，又复诛求无厌。去年李、白、冯、唐之乱多为该逆所潜煽，一方密请政府声罪讨冯，一方密款冯氏以劫持政府。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于该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种反革命之军人、政客以图一逞。政府奉总理之遗教，弘训政之建设，际兹该逆干党纪，构国难，犹再姑息遵养时贼，何以为党？何以为国？……
言犹未尽，几天以后，蒋又借《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再把“门三”、“马二”数落一番：
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野心，和平将消弭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搅乱和平而后快。查阎逆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人供牺牲而己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央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嗾使叛变，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一年以来，迭次叛乱之役，自桂系倡乱以至于唐逆叛变，无不有阎逆作祟于其中。事实俱在，人所共知。中央隐忍迁就，曲予宽容，冀其有悔悟之心而开其自新之路，乃竟肆无顾忌，日益为非。竟因其所播弄，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均已次第敉平，故图穷匕见，不惜甘冒不韪，称兵作乱，僭窃伪号，收容叛徒，以图最后之挣扎。至于冯逆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发。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潼关，出兵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似此怙恶好乱，实属罪不容诛……
“门三”投之以“桃”，“草头”报之以“李”。彼此唇枪舌剑，相互愈攻愈烈。
“阎老西要动了！”“阎老西要动了！”消息不时传到南方。
“冯焕章是失败了！唐孟潇是失败了！石友三是失败了！阎百川有多大的贼胆敢动？”这股风，又不断地从南方吹过来。
1930年2月28日冯玉祥与阎锡山关于中原大战取得一致意见后由五台县建安村返回太原。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即令他的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蒋介石部队进攻。阎特别晓谕晋军将士，誓雪“晋军能守不能攻”之耻，不获全胜，誓不罢休。自此，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阎冯与蒋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在中国腹地展开。
其时反蒋各路诸侯号称70万大军，面对只有30万军队的蒋介石，气势不能说不大。雄壮而鼓舞人心的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不但被反蒋派篡改成《打倒老蒋》，到处传唱，同时还编了一首《倒蒋军歌》——真正革命党员应该加入革命军，要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死拚。我是革命军，我是革命军，打仗为救老百姓，并为民族争生存。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本亲爱真诚，团结农工商学兵。民众与武力，联合一战线，促成中国的革命，是我革命军！
从那情景看，胜券似已稳操于反蒋派之手。“门三”乐不可支地给“马二”写信说：
此举若得成功，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平分天下，隔江而治。
战火继续蔓延，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中原逐鹿之争。双方旗鼓相当，互有胜负。形势的发展，使拥重兵于关外的张学良的地位骤然突出起来。
阎锡山曾发明过一个公式，叫做“1加1大于1”。第一个“1”代表阎本身的力量，后两个“1”分别代表两个互相对立的力量。在蒋、阎、张三足鼎立的情况下，阎本身的力量加上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则对另一方立于不败。换言之，蒋、阎势均力敌的双方，谁嬴得了张学良的支持，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甚至也就赢得了整个中国。
然而这个“公式”不独为阎氏所专有，蒋介石氏甚至更加清醒。故从战争开始之日，双方都在看东北风向论成败，千方百计地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阵营中来。
地方军阀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派人向张学良及东北军政要人送礼，派张学良的亲信劝说其反蒋，等等。
而蒋介石则施展了比地方军阀更多更毒辣的拉张手段，如委托故友相劝、高官厚禄进行利诱、施以小惠收买人心、许让地盘、策反东北军等。东北海军无良港，蒋即投其所需，将青岛交给东北海军。蒋介石还许诺：只要张学良出兵相助，打败反蒋派后，他将把华北四省与平津地区交张，其人事任免悉听其便。
随着济南的陷落，反蒋派战局急剧恶化。但阎锡山野心不死，他不相信自己这一副“最为可贵的帝王福相”，就坐不住“龙位”。他同他的同僚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败局，是因为没有成立中央政府，使得军心涣散，人心不附，如果成立中央政府，参加倒蒋的人就有了奔头。于是决定立即在北京成立一个反对派政府。终于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正式宣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民政府”，阎于北京怀仁堂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被史家奚落为“四九小朝廷”。阎锡山所以选择“九”字组成就职时间，是因为中国古人用九数附会帝王之位。天安门城楼建筑格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数，意即在此。《易经·乾挂》：“九五，飞龙在天”，其含义是飞龙在天之象。龙者，皇帝也。阎既取其意，而又抱着“现在的佛不拜过去的佛”之成见，舍弃“九五”，偏取“四九”……
自号为“龙池”的阎锡山，在登上“龙位”之后，作为象征，特地让人在卧室的靠枕上绣了一条龙，而后指着这条“龙”，对左右侍从们宽心地说：“咱有的是好靠山。蒋介石内部不团结，红军不可能成什么事。咱现在虽然地盘小，军队少，但有福人不必忙，少的会变得多了，小的会变成大的，你们跟上我将来要享大福哩。”
然而，阎锡山十分清楚，他的这个新政府的基础极为脆弱，它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北的“风向”，取决于张学良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