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市将开展“忻州十大历史名人推选活动”，请各位朋友将您所了解的忻州历史名人的简介、照片、事迹等资料收集贴上来。身为忻州人不知道忻州有哪些历史名人，宣传忻州首先从忻州的历史名人入手。
大家动起手来，说说自己心目中的忻州历史名人。

元好问、傅山。。

文化名人：元遗山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他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分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 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

文化名人-徐继畲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土，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补陕西监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订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后曾多次署理闽浙总督，咸丰元年（1851年）因被人诬告，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徐继畲再次被人诬告，彻底落职归里。咸丰六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共管理同文馆，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归，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徐继畲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畲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徐继畲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畲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籍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畲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畲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畲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畲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畲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畲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乎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畲保护。徐继畲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畲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劾徐继畲，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省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畲“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畲革职并召回北京。

　　前已论及，徐继畲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学述著述，却把徐继畲的此举说成是不敢开罪洋人的妥协行为，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处理当时的外交，并不一定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继畲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郭嵩焘初以《瀛环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浙江宁波府集《瀛环志略》书中有关介绍美国和推崇华盛顿的文字，镌刻赠送美国，被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后来，徐继畲的名字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入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评论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说：“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徐继畲十分热爱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公务之暇，便潜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落职归乡，在超山书院教书的岁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之中，评点与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了他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完整无缺，十分宝贵。书中朱墨批注，除文字注释外，多为评论及阐述己见之批语。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徐继畲于平遥超山书院讲学时开始撰写《两汉郡国今地考略》，至咸丰八年（1858年）已撰成《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徐继畲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

　　生活在民族危难，社会动荡的时代，徐继畲还是一位感时伤怀的诗人，并有诗篇258首。其诗文多饱含忧国忧民思想。他在《咽糠词》中，把贫苦百姓的艰辛与官衙中的挥霍进行了对比，写道：“富食米，贫咽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这强烈的反差。是对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的控诉，也是对贫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时，徐继畲对古代诗歌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据目前所知，有《古诗源评注》等著作。《古诗源》是清沈德潜编选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汇集。徐继畲对此书随诗随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民国年间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该书残本，使我们能目睹徐评的手迹。此外，徐继畲对八股文有较深的造诣，为清中后期八股文之一大家，曾著有《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编有《举隅集》和《超山书院课程》等。徐继畲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龛先生全集》中。

文化名人-傅山

傅　山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大同，后徙于忻州，逮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思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正统思想的作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无不打着大汉族主义的烙印，这些则应引起当今学者和研究者的注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77岁。

历史名人-貂禅

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古籍上虽没有记载，但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为汉末三国纷争中重要人物之一。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作了进一步的描写和刻划，影响颇大，民间传说尤为动人，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中杰”、“女中英”。小说人物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人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不久董卓专权。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貂蝉故里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千年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材。村中传闻，早在貂蝉出生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时过境迁，这些建筑都成了废墟，墓冢在浩劫中又夷为平地。遗址中常有古代砖、石构件、铜币、陶瓷残件出土，据说都与貂蝉有关。

现在旅游景点叫貂蝉陵园，是近年乡民在墓地原址上复原筑砌的。陵园位于村之西南，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四周围以红底黄瓦波浪式龙形围墙，在麦海茫茫中，光艳夺目。门檐上悬“貂蝉陵园”横匾，两侧有“闭月羞花堪为中国骄傲；忍辱步险实令须眉仰止”金文机联。陵区北院内建拜月亭和凤仪亭，后部建青石墓台，台前有貂蝉像碑，在飘带动态下，貂蝉步履闲雅，婀娜多姿，犹有“闭月羞花”之貌。南院建仿古建筑20间，辟为“貂蝉彩塑馆”，反映貂蝉“不惜万金躯，何惧险象生”惊天动地的一生。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历史名人——阎锡山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历史名将-吕布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吕布死于公元198年,生于何时没有确切记载,根据吕布曾称“玄德(刘备),布弟也。”(〈三国志·吕布传>卷七,)刘备生于公元161年,那么吕布应在此之前了。

建国后,在麻池乡一带先后发现汉代麻池古城、孟家梁古城和召湾古墓群等遗迹,至今在麻池古城、召湾古墓地表到处可见汉代砖瓦、陶器的碎片。1993年,在召湾古墓还出土写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墓志,都说明吕布当年所居的九原人口秘密的程度。

吕布出身贫寒,体力过人,从小习武,善于骑射,因此,吕布经常替县吏效力。15岁时父亲去世,经人介绍离开九原投奔到并州刺史丁原(丁建阳)门下。吕布从丁原身上学习了不少弓马之技，号称“飞将”称;飞将。后来丁原命吕布为骑都尉,驻防在河内(黄河以北}。不久,吕布又当了主簿,以典领文书,办理衙门事务等。公元189年,汉灵帝刘宏去世,丁原与董卓争夺对汉王朝的控制,董卓诱吕布杀了丁原。继而司徒王允与吕布合谋杀了董卓。吕布任奋威将军封温侯,割据徐州。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部下陈登投曹操为内应,将吕布围困在下邳(今江苏睢 宁)。吕布未听谋臣陈宫之言死守下邳,被曹操攻下城池，当了俘虏。当把吕布用绳缚来见曹操时,刘备正好在坐。曹操原本爱惜吕布高超武艺想留下,乃命松布缚。这时刘备急忙插了话:"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后汉书·刘袁吕传》卷105）意思是说,吕布当年杀了丁原、董卓,你曹操万不可养虎为患。吕布本想让刘备念辕门射戟之情帮他一把,不想刘备反而加害于他,于是大呼:“大耳儿叵言!”曹操仍听刘备之言将吕布和陈宫一起处死。

吕布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有勇无谋和贪迷酒色的典型,其实吕布其人并非如此。其一,杀董卓并非无义。董卓原为并州牧，公元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残暴专横,纵火焚烧洛阳周围数百里，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吕布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后汉书·刘袁吕传》卷105)。《三国演义》中将吕布说成反复无常完全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同样,刘备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反而没人说他反复无常。问题不在吕布是董卓义子,而在于董卓该杀不该杀,董卓该杀就不是忘恩负义。

其二,吕布并未夺貂蝉。《三国志·吕布传》卷七记载:"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这里并没有说侍婢叫貂蝉飞。《三国演义》中将侍婢改头换面为王允家中的歌女貂蝉,被当作美人计的诱饵和吕布“手刃刺卓”的历史记载相衔接。试想如果没有《三国演义》中的"凤仪亭吕布戏貂蝉"之事,吕布也不会是个好色的形象。

其三吕布并非有勇无谋。吕布武艺高强世人皆知,《三国演义》写到刘备、关公、张飞三人战吕布时也称"温侯吕布世无比,雄才四海夸英伟"。但小说中不只一处提到吕布是有勇无谋的武夫,辕门射戟本是吕布的谋略,也说成是陈宫所为。吕布自号为徐州牧后,袁术手下的纪灵三万大军将刘备围在小沛(今江苏沛县),当时刘备只有5000人,刘备无奈向吕布求救,吕布手下人认为正好可借袁术之手杀刘备,不同意出兵。然而吕布认为袁术打败刘备,自己必然处于袁术包围之中,因而想出了一个既能救刘备又不必自己出力的办法。他请纪灵、刘备饮宴,并将一戟立于营门前,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吕布弯弓一射，正中戟的小支，纪灵也惧怕吕布勇力，借机退兵。这充分说明吕布并非有勇无谋。

东汉末年，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军阀混战中,吕布并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能与曹操、诸葛亮再相比,他也不是什么民族英雄。然而在他死后整整1800年的今天,我们应说一声吕布并非《三国演义》中的吕布。

所以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才是历史事实。

文化名人-白朴

白朴（1226——约1306），元朝戏剧家。山西河曲人。金末战乱时失母，由元好问教育成长。入元不仕，参加玉京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作品存目十六种，今存《墙头马上》、《梧桐雨》，《墙头马上》为代表作，歌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遗山　傅山　徐继畲　阎锡山　白朴
以上均同意。
吕布算个军阀吧，毕竟影响不大。貂婵不过是传说，也可以不计。
如果算阎锡山的话，那么徐向前、薄一波应不应该算呢？毕竟一个是大军事家，一个是领袖级别的伟人啊。
这个话题值得一谈